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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找中国的卡耐基


 

双击自动滚屏 时间:2006-10-31 9:19:17


    在热热闹闹的慈善榜后面掩饰不住一个苍白的事实,至少在今天的中国真正能够服众的慈善大王还没有出现。是财富的积累还不够?是捐赠的机制还不够通畅?还是富人们没有像卡耐基一样意识到“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”?


    4月18日,由民政部作指导单位、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主办的“官方版”中国慈善榜在人民大会堂正式与媒体见面,黄如论、刘沧龙、邹锡昌、袁熙坤、古润金、李春平、汤燕雯、李书福、陈逢干、周建云依次获得“年度十大慈善家”荣誉称号。  
    就在一周前的4月11日,来自英国的小伙胡润在清华伟伦楼公布了他的2006年中国慈善榜,深圳的余彭年以20亿的慈善捐赠高居榜首,杨澜、黄如论、牛根生、李书福、赵汉青、刘志强翟美卿夫妇、杨休、李金元、朱孟依进入前十。  
    两个慈善榜的先后出台,暗中“较劲”意图明显。但公众更感兴趣的,却是两个榜单的巨大差异:不单排名不一致、上榜的人面孔迥异,就连那些同样上榜的人,他们的捐赠数额都完全不同。  
    以力帆董事长尹明善为例,在胡润榜中,他以捐赠2300万元排名第34位,而在“官方榜”上,他排名在第63位,2005年捐赠732.28万元。1500余万元的落差,让尹明善自己都糊涂了,他在接受采访时说,连他本人对具体捐赠金额也不太清楚。  
    而著名公众人物杨澜则直接被慈善榜拖入了质疑的漩涡当中,在胡润慈善榜上,杨澜以5.5亿的捐赠额高居第二,旋即引来媒体和网民的一片质疑声。“官方版”慈善榜上,杨澜最终落选。
    卡耐基临终时说,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。洛克菲勒也说,只有行善才能涤荡灵魂的自私。人在致富后应回馈社会已成为世界主流文明的一种共识,中国的传统智慧中也从来强调乐善好施、回报社会。但至少在今天的中国,真正能够服众的慈善大王似乎还没有出现。

    胡润:寻找中国的卡耐基

    胡润的每一次出场,必定引发一场关于中国富豪们的新视角和新的口水战。哪怕这一次,他为这个乐善好施的国家带来的是慈善榜,仍然不可预计地陷入纷争。当然,他很清楚围绕在他身边的那片质疑声;他也知道,那些人在质疑什么。
    他一边说着话,一边转动着手上的杯子。咖啡厅里音乐舒缓,跟着曲子,他的身子甚至不安分地在椅子上扭来扭去。这是一个珍视现在处境的人。他很容易地适应了刚刚进来不到两分钟的室内环境,并且用那双蓝色的眼睛,习惯性地对面前的人进行了瞬间的判别。只是,他已经适应了的中国,会不会让他找到一个新版的卡耐基呢?  

    中国人也做慈善吗?

    南都周刊:4月18日,中国社工协会企业公民委员会和《公益时报》联合发布了一份中国慈善榜,和你4月11日发布的慈善榜相比,我们发现同一个人的捐赠数额差距非常悬殊,排名也不一致。这是为什么?  
    胡润:是有很大差别,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原因。第一,我们在计算捐赠款项的时候,不仅计算现金,也计算具有法律保护效应的承诺数字。比如余彭年捐赠的20亿元,这部分现金和财产,不能抵押,也不能贷款,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数字是有效的。在杨澜和牛根生身上,也是如此。第二,我们公布的是累积了3年的数据,而他们的数据以去年为主。
    南都周刊:这也是你第三次推出中国慈善家排行榜,2004年推出这个榜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?  
    胡润:1999年,我决定和朋友们一块做一份“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”。有这个想法的第二天,我就在考虑,我该通过什么方法找到这些富豪们呢?在国外,找到富豪的方法很简单,最富的人应该是捐赠最多的人。比如,比尔·盖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,他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慷慨的人。可是,1999年,这条路在中国走不通。
    2002年,我的一个朋友重提此事。可我们发现,时机还是不够成熟。没多少人真正在做慈善事业,捐款数字太小,而且互相没有太大差别。2004年,我们动手了。然后,一年一次地继续着。
    南都周刊:三年时间过去了,有哪些变化让你记忆深刻呢?
    胡润:之间有什么变化呢?我想是数字越来越大了吧。今年触动比较深的是碰到了余彭年。以财富总数来说,有多少中国人能上全球财富500强呢?但按照美国《商业周刊》的统计数据,余彭年的捐赠额度放在美国也能够排在前30位。  
    这不仅让我惊讶,让国外媒体也惊讶。这两天,我刚接受CNN的采访,他们疑惑:中国人也做慈善吗?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啊,中国人吃穿住用行,应该样样都归国家管,为什么还要做慈善?  

    杨澜的5.5亿怎么算的?

    南都周刊:事实上,中国人也很惊讶。比如,很多人质疑,杨澜真的捐了那么多钱么?你能否跟我们透露一下,你到底怎么计算出来呢?  
    胡润:我们的做法其实和《商业周刊》、《泰晤士时报》没什么差别。无非三条途径:找慈善机构、找企业家本人、找公开消息,比如财务报表。我们需要做的,便是核查从这三个渠道得到的数据。如果说我们有不一样的地方,我想主要是我们将具有法律保护效应的承诺数字也算进去了。  
    比如杨澜,她把自己所持有阳光媒体投资集团股份的51%承诺捐赠给慈善事业。目前为止,这51%有法律保护,大概值4.5亿元;加上杨澜以前做的慈善事业,有1亿元左右,所以,加起来,她的慈善款项有5.5亿。
    南都周刊:如果每一个人的捐款数额都要经过核查,那么,做完一份榜单,你大概要接触多少位企业家呢?  
    胡润:坦率地说,很难分清楚我是为了做慈善榜还是百富榜才去接触他们的。只能说,我们每天要接触很多人。有媒体说我们大概接触了2500人,或许比这还多也不一定呢。
    当然,不是所有上榜的人,我们都接触过。比如排名第六的赵汉青,从中国人民大学的官网资料看,他捐了1亿元给校方建教学楼,可是他本人不愿意出面,中国人民大学方面也不愿意提供他的联系方式,我们一直没有联系上他。但那笔捐款是确定无疑的,我们考虑再三还是把他放在榜上了。
    南都周刊:看来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上慈善榜。除此之外,这些企业家们还有什么样的反应呢?  
    胡润:反应倒是蛮有趣的。有些企业家不配合百富榜,却很配合慈善榜,比如,李金元、许荣茂;但有些企业家却恰恰相反,比如楼忠福。他们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?我想,或许是他们信佛教、信道教的缘故吧。  

    中国的慈善大王在哪里?  

    南都周刊:从百富榜和慈善榜的数据对比中,也有很多问题耐人寻味。比如,为什么更多的知名人物没有捐赠?我们怎么做,才能让慈善者越来越多呢?  
    胡润:慈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,而是一个三角关系,涉及到企业、慈善机构和政府三方的责任。对于身在其中的企业家们来说,很重要的问题是,他们应该先把慈善做好,还是先把企业做好?  
    我们拜访过的一家企业,拥有2万多个员工,每年纳税1亿元,他们也在为这个问题困扰。我认为,企业对社会最大的慈善是创造就业和缴税,做慈善并不是企业必尽的义务。所以,不需要给他们太多的压力。不如,慢慢来。  
    南都周刊:中国是否有可能产生像卡耐基那样的慈善大王呢?  
    胡润:非常有可能。卡耐基的特征是什么呢?他是全球首富,于是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全球最慷慨的人。在中国,我们不能指望一个穷人把所有的钱捐出去,从而成为卡耐基。要成为卡耐基,必须先把财富累积上去。这一点,我对中国很有信心。  
    南都周刊:除了财富积累,还有没有其他方面需要做的?  
    胡润:在中国有一个问题,人们对慈善机构不是那么信任,他们总是担心这些机构会从中克扣一部分的钱。这些机构真的很年轻,虽然有一些机构历史悠久,但开始正常运作也就是1994年的事情,他们在人才、系统和品牌信任度上,还做得不够。在这方面,不妨学学国外的经验--除了构建一个比较完善的法律环境之外,企业捐赠的时候,可能会另外给慈善机构捐一笔钱,以保证它正常运作。  
    另外,让民间慈善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十分重要。最近,我和德国一位知名企业家Florian  Langenscheidt交谈时,他的一句话对我触动很大。他说,民营慈善机构往往能够用1块钱,便能够完成政府需要花费3块钱完成的事情。  

余彭年:20亿捐赠并不为多  
    20亿只是杯水车薪  
    南都周刊:在胡润慈善榜中排名第一位,高兴吗?
    余彭年:这个问题也有很多记者问我。得到这个荣誉,我高兴,但又感到惭愧,因为我无法根治全中国的白内障病人。这个第一名对我来说非常不重要,海外的、国内的慈善家如果都能超过我,这才是对白内障患者的大好事。
    南都周刊:我明白,但这个事情通过媒体广泛传播,对你来说也是一个荣誉。
    余彭年:我都八十多岁了,我要名誉来干什么用?只要老百姓记得我说我好,对我就是最大的满足。  
    南都周刊:这几天在互联网上的评论余彭年的名字受到广泛关注,一个是你排名第一,一个就是你的捐赠额达到20亿元,非常惊人。
    余彭年:在北京也有个外国记者这样问我,说你捐了20亿,数目很大啦。我说我的看法和你不同,我认为捐赠的数目不是很大。  
    南都周刊:哦?为什么这样说?  
    余彭年:国内白内障患者有多少你知道吗?全国十几亿人,有几百万例,很多都集中在贫困地区,而且现在每年新增长的病人大概是40万例左右。但我能做多少白内障手术呢?到现在做了还不到十万例。我说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——我的20亿,对全国的白内障患者来说,是杯水车薪,根本无济于事。
    南都周刊:大家都很关心一个问题,就是这20亿元的捐赠是怎样的一个构成?  
    余彭年:几年前我就把自己全部的财产都捐出来了,我的固定资产全部捐赠,包括彭年酒店和在香港的不动产。现在的这20亿,主要是我彭年酒店的大楼,彭年现在的市值大概是接近20亿吧,再加上没有卖出产权的写字楼收租金,按整数算吧,就算20个亿。  
    南都周刊:评估是由胡润方面完成的?  
    余彭年:他们有一套计算方法,根据面积和酒店在工商银行的托管资料,还有营业收入等等好多项,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。  
    南都周刊:你的其他不动产暂时没有计算进去?  
    余彭年:对,香港和大亚湾的不动产没有计算进去,等我在香港的酒店盖好了,也会捐出来。这么多钱,我留着干什么?没有留的必要。这话几年前我就说过了。  
    南都周刊:从2003年年底启动的“彭年光明行动”,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启动仪式上你曾经承诺,用五年的时间,走全国的九个省和自治区,救治十五到二十万例白内障患者。现在刚刚两年多的时间,好像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了吧?  
    余彭年:救治的数量没超过,到现在做了十万例吧,但医疗队去过的地方已经远远超过了九个省。  
    南都周刊:今年大概有几个省的行程已经确定?  
    余彭年:后天要去江西南昌,下个月去贵州,还有黑龙江,确定要做一万例。
    南都周刊:你有没有计划,比如说这个事情要做多长时间?要让多少患者解除痛苦?  
    余彭年:这个肯定是长期做,我没办法跟你保证我会做多长时间做多少病例。我只能说,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,能做到哪里就做到哪里。
    (摘自《南都周刊》)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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